中世纪，这个被“启蒙大师”扣上黑暗时代帽子的年代，很可能不仅有些许如哥特建筑这样的技术上的进步，更是某些近现代制度和成果的直接源头，而非大多数人认为的，是文艺复兴之后对古典文化中类似因素的重新使用。

公民社会的重大区别

古典时代的公民社会，和中世纪及之后产生的近代欧洲公民社会颇有区别。

古典公民社会，是建基于氏族和血脉的，雅典来自阿提卡附近的十个氏族，斯巴达更加封闭，罗马初期也同样如此。

但在中世纪形成的新的公民社会，则是新兴的商业城镇对附近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吸附的结果。一群商人在某个通商要道上形成聚落，力量壮大后向所在地的领主申请各种特许权，并不断吸纳和庇护从附近领主领地上“溢出”的农户或小手工业者——有些城镇规定，凡是逃跑到该城一年的人，自动获得某种受保护的身份，领主无权“索回”此人。

这一点在西北欧的商业城市中尤为突出，在意大利这种古典传统浓厚的地方则相对薄弱（比如，罗马城还有不少血缘可追溯至古代的家族们互相倾轧）。

无论如何，中世纪城镇中的公民，不再以血缘或氏族等原始关系为纽带，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对抗领主，保护己方的商业利益，这种商业利益，完全不同于古典时代）和新的阶级认同的基础之上的。

罗马帝国有自治市制度，但这种制度，更多是尊重某个被征服地方的习惯法和原有的贵族特权，通过罗马的框架（如元老院），吸纳当地精英，起到“以夷制夷”，尽可能减少治理成本的作用，和中世纪形成的商业聚落-城镇-自由城市不可混为一谈。

故而，古典时代，特别是罗马，虽然看起来有非常完善且活跃的经济乃至金融活动，但其经济的根基，仍是靠强制劳作的大庄园制度。商品经济，国际贸易虽然看起来颇为发达，但也从未发展出由中世纪意大利城邦首先形成的近现代合伙制公司、银行的雏形，更别说此后西北欧发展出的股份制公司等形态。

商会 行会 手工业组织

行会制度是中世纪的特产，也非古典时代所有，其出现自然是为了应付新的社会变化，最主要的，是迎合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嬗变。

一开始，弱小的商人们需要组成商业行会，抱团抵抗强大的多的土地贵族（无论是皇帝还是领主），但经过高速发展后，商会变成了阻碍进步的泥足巨人，于是，更灵活的手工业行会等组织应运而生，但他们也没得意多久，很快被更近代化的“资本家模式”们所取代。

在这一阶段中，西方的商业模式嬗变有一个特点，即不断从“寡头”模式向更“民主”的方向变化，哪种模式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让人更能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哪种模式就会最终胜出。

英格兰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史诗胜利，正是奋勇向前的私掠“小”船掀翻被封建国家操控的“大”船的典型案例，也千万不要以为此时的西班牙盛极必衰，对奥斯曼土耳其海军的勒班托海战的大胜，同样是在一腔热血的腓力二世治下。

威尼斯和意大利商业城邦的边缘化，不仅仅在于葡萄牙开辟了新的航线，不仅仅在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更在于其整个模式的落伍。这里所说的模式，包含了国家政治、政策目标、组织形式、财政体系、商业制度等，全方位的落伍，不是落后于几乎停滞不动的东方，而是被来自西北欧的新变化远远甩开。

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包括意大利）有个特点，即社会变革相当之快。往往一二百年间，就能不断突破很多地方（比如东大）几千年都走不出的历史圈圈，原本的领先者，也总是在不经意间被超越并彻底甩开，真正应了当下的某句时髦话：时代抛弃你，连个招呼都不会打。

除了意大利，首个世界性的殖民帝国葡萄牙霸权维持的时间更短，不仅无法竞争过西班牙和之后的英法，甚至很快被体量更小的荷兰侵占了整个巴西和香料群岛，若不是耶稣会的横空出世，现在的巴西，恐怕是荷兰语的天下了。

既然古典公民社会，源于血缘和氏族，他们的选举和议会制度，自然无法脱此窠臼。罗马元老院最初来自有威望的氏族长老，雅典则按氏族投票，投票和出任公职的权利在氏族-公民群体中流转。凯撒新增元老院的人选，也只是为了安抚新征服领土上的异族领袖，是罗马演变为世界性帝国的必然之举。

而古典时代没有发展出近代的代议制，也是几乎所有人的共识。很难想象，古典时代会以皮革匠、面包师、印染匠想、鞋匠、纺织工等职业成分来安排选票，也无法想象在议会中充斥着代表商业利益的自治城市的议员——古典时代不是没有代议制因素，但局限于氏族和军团内部，社会面上没有中世纪深广。

这些人之所以能登堂入室，是因为他们在中世纪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并成为自己城市的主人，并通过经商赢得了不容小觑的实力。而中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极少的，真正打破了土地-人身捆绑关系的时代，特别的，土地贵族几千年来无上的权威，将面临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

从中世纪逐渐演变而来的代议制选举制度，自也不能脱离上述社会实际。

英格兰玫瑰战争后，贵族实力被大幅削减，王权日炽，中央集权如火如荼。若没有下议院中看似唯唯诺诺，但对自身利益绝不肯轻易后退半步的城镇工商业代表们，则这些集中到中央的权力，很可能会全数落入驯服了教会的国王之手。

科学和学术

指责中世纪愚昧的最大抓手，往往是天主教会对所谓科学的压制，直到从阿拉伯处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并复兴之（这大概也是脑残们“希罗都是假的”来源之一），才有了科学的兴起。

然而，这种说法有几个无法解释之处：为何古典时代本身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为何保留了古典时代各种技艺的拜占庭，以及因占领了古典时代精华地区而变得“文明”的穆斯林世界也没产生或者长期保持科学乃至步入现代社会？

另外，西方社会从阿拉伯及拜占庭翻译了大量古典文献，但这些知识，很多程度上助攻了被无脑斥为哲学的“主人”（神学的婢女）的经院哲学（这点已多次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亚里士多德对物理学的垄断，正是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实验所推翻的。

而建立在纯粹逻辑基础上的古典形而上学，也正是中世纪及之后学术发展致力于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

还有很多其他不说都知道的“常识”：现代科学最必不可少的可验证实验来自中世纪的炼金术师（大司马按：中世纪阿拉伯人的实验水平比欧洲更高），第一所可被称为近代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颁布的所谓学术自由敕令等等。

早期大学们的组织形式，其实和当时的各种行会颇有类似之处，只是主角换成了一批想为真理或学术自由集合起来的一批有共同志向的人。很容易查到，university在拉丁语中的词源正是合作，社区，在古法语中则是学术社团之义，逐渐演变为当今的高级学术机构。

c. 1300,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also "body of persons constituting a university," from Anglo-French université, Old French universite "universality; academic community" (13c.), from Medieval Latin universitatem (nominative universitas), "the whole, aggregate," in Late Latin "corporation, society," from universus "whole, entire" (see universe).

这只是巧合吗？

显然，这是中世纪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在学术活动中的必然体现而已，也是中世纪欧洲所独有，而其他年代或地区所不曾有的“特例”。早期大学所享有的高度自治，充分自由，一系列的免税特权，也都和各种行会非常接近。

换言之，学术自由出现的前提，是社会有对各种行为足够的容忍度，也必须要有各种“自治”形态的萌芽和成熟。我们且不说中世纪宗教和世俗权威之间反复拉扯的张力，给思想自由留出的空间；也不多说对自然这圣经之外认识上帝的第二本书是如何催迫修道院中的修士对知识孜孜以求的。更关键的是，只有在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中，才会出现近代大学直接源头这样的学术机构——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学术行会”——并不负所望，成为研究和创新的摇篮。

若没有大学，即便偶尔有几个天才奇人，也无法将人类前进的速度变得如此之快。

btw，中世纪的学者，将几乎所有学问都称为自然哲学或某种哲学，时至今日，欧美大学的博士学位仍带有phd的后缀，也就是Philosophic Doctor，哲学博士。

对于他们而言，修辞学逻辑学语言学等是基础，形而上学是上帝创造的宇宙的可以捕捉和学习的自然哲学的总和，而神学，则是通过圣经的启示，辅以哲学研究的方法，得到不可能通过有限的人性所探知的“光照”。

总而言之，当今的西方和被西方影响地区的各种“好东西”，多少都和中世纪相关，和古典时代的联系不见得在中世纪之上，文艺复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挂着希腊罗马的羊头，卖着中世纪成就的狗肉。

当然，我们无意否定古典时代的巨大作用，她的艺术，她的逻辑，她的典雅，她建立起的智识体系，她的第一缕光辉，她对法律、理性、公正的热爱，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单凭古典世界，很难创造出如今这个现代社会，只有在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现代性才成为一种可能。